高勤荣8年牢狱过后称“我以后再也不反腐了”(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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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记者 陈江 山西太原报道 摄影 刘书勇
8年牢狱过后，高勤荣，一个曾经的反腐记者，终于回到自由世界。
8年中，他无时不在思量那些强加于他的罪名，无时不在申诉，也无时不在反省。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代造就了一个有着热血和理想、无所畏惧的媒体英雄。
然而，8年监禁生涯的反思把他从“无冕之王”的狂想中拉回到一个普通人的世界。“是该现实些了。”他说。
12月的太原，由于海拔高，竟比更靠北的北京还冷，黄土高原上的西北风把这里变成了滴水成冰的季节。
8日，第一抹阳光早早唤醒了太原城，市民们照旧开始一天的庸常生活。在繁华的五一路上，高勤荣慢慢走着，右手微微地抖，时不时用左手压一下头上的棒球帽，有些紧张，有些局促。
他的眼睛扫过每一个迎面走来的路人，这些人穿着五光十色的衣服，头型也千奇百怪。没过多久，太原市中心的五一广场近在眼前。太原人每周末都能很方便地来到这里，住得近的甚至步行都不会超过10分钟。高勤荣则用了8年零5天。
1998年，高勤荣的人生因为两件事被彻底改变。5月，作为记者的他在《人民日报》内参上报道了山西运城地区一次耗资2.85个亿的假渗灌工程；很快，12月他便锒铛入狱，罪名是敲诈、受贿以及介绍卖淫，三罪并罚共判处有期徒刑12年。
由于三次共获减刑四年的奖励，2006年12月7日，高勤荣提前刑满出狱。但在8年的监禁生涯里，他无时不在思量那些标榜他道德败坏的罪名，当然，他以及很多人都认为，罪名是莫须有的。
还没走到五一广场，他停住了，然后掉头返回。这里变化太大，如果坚持走下去，他担心会找不到回家的路。就像前一天从监狱回来找不到家一样，他已知道8年前的一意孤行带来了什么，他已经反省得够了。
“我该现实一些，慢慢来。”他说。
天牢
监狱让高勤荣现实了很多。
他服刑8年的晋中监狱是一所有百年历史的重刑监狱，也即俗称的天牢。半数以上被看押在此的犯人都是死刑或无期徒刑，类似高勤荣这样的“轻刑犯”是少数。除了望风时看看天空，他没有任何遥望自由的机会。
在他自由的时候，拿到全国新闻奖一直是高勤荣的梦，这个梦在监狱里以并不怎么完美的形式实现了。来到晋中监狱1个月后，他被调配到《晋中新生监狱报》任组长。职业记者高勤荣常常比别人更能捕捉到服刑人员身上人性的闪光点，并用纯熟的笔法写成文章发表，感化服刑人员。后来，在监狱报上发表的稿件，居然在全国监狱新闻评比上获得两个一等奖，高勤荣也因此被减刑3个月。
虽然在写稿感化别人，高勤荣自己却时刻受到煎熬。每个月，高勤荣写就的申诉材料比他在监狱报纸上发表的稿子更多，但没有一封申诉信能够起到哪怕一丁点作用。
8年零4天后，12月7日，星期四，高勤荣出狱。当狱警突然通知他时，没有完全做好出狱准备的高勤荣脱口而出：“我的东西还在家里边。”那时，他已经习惯称呼他所在的晋中监狱楼3楼号房为“家”，甚至出狱后有时他还会严肃地说，“还不如在里面睡得踏实。”
就在那天，一辆平时只有大干部才能用的监狱小轿车拉着他和两名保护他的狱警开往他家。之所以兴师动众，是因为有先例。2003年4月18日，曾经向高勤荣反映运城地区腐败政绩工程，后被以私刻公章、伪造文书罪判刑7年的原运城地区行署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高满强提前获释，但在监狱大门外遭到3名不明身份男子重殴致残。没人知道，在高勤荣跨出监狱的那一刻，等待他的会是什么。
所幸，几经周折，甚至是打电话给妻子段毛英问路之后，高勤荣终于安全找到了自己的家，记忆中越来越模糊的楼门终于清晰起来，一切犹如8年前。
自由
高勤荣还不习惯这个墙外的自由世界。
刚从晋中监狱出来的十几天里，除了吃饭，他基本上不出屋，而即使是在屋内，他依旧习惯戴一顶土黄色棒球帽，那是妻子为他出狱准备的。
在晋中监狱，所有囚犯都要按规定穿囚服、戴囚帽、剃光头。高勤荣现在的头发是出狱前一个月才长出来的，约有一寸高，被帽子箍得立在头顶上，颇有怒发冲冠的模样。虽然头发看上去和常人无异，但那顶帽子仍然严严实实地扣在头顶上，这是他8年来被强制养成的习惯。
说起这些，高勤荣有点皱眉，“现在看见灰色的衣服就想吐，是真的想吐。”那是囚服的颜色。
对于自己的形象，高勤荣显然并不自信，除了脸上那副上世纪90年代流行的方形金边眼镜，其他皆是妻子新置办的，蓝裤子、紫毛衣、白衬衣、白夹克甚至是厚底皮鞋。
衣服换了，人却没有换。除了苍老许多，高勤荣的很多社会阅历还停留在1998年。几天前，他的妹夫送给他一部摩托罗拉V3手机，以方便联系。把这个厚度不到1厘米的新手机握在手里，高勤荣沉默半晌：“别丢了吧，太小。放哪。”8年前他用过的手机，是那种如同方砖的爱立信。
有了新手机，发短信成了高勤荣一大挑战。“我在监狱学了拼音，但用起来还是费劲。以前BB机一看就得了，现在得按半天。”他说，为发一条短信他经常要摸索十几分钟，最后按错了键被取消发送。这种时候，他往往撇撇嘴，眯着眼，用左手扶着抖个不停的右手重新再来一遍。所有人都看得出，高勤荣在努力适应，但有一点吃力。
出狱13天，高勤荣能掐着指头说出每天每时都在做什么，他放松不下来，心情也越来越糟，连脸色也变得差起来。“真的睡不着，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能有说有笑，你们一走，我心情就非常差，整夜睡不着觉，睡着了也是一个接一个做梦，紧张得不行。”这种状态让他想起一个狱友，那狱友被关了很久后刑满释放，没几天，死活要回来，“因为他已经没法适应外面了。可能就像我现在这样。”
一战成名
“也许是我太顺了，回想起来，一次挫折也没受过，所以该我有这个灾祸。”高勤荣整个人窝在沙发里，认真说着。
高勤荣曾是太原市万荣县电厂的一名电工，工作很简单，修理电机。恢复高考后，他考上了山西省文学院中文系，4年后毕业正赶上《山西青年报》招人，他报了名，当时大学本科生奇缺，他被录取了。
仅仅3年后，20岁出头的高勤荣便当上了《山西青年报》文艺部主任，然后很快转战新闻部，跑政法新闻。
与别人不同，高勤荣是个非常有经济头脑的记者。为了扩大《山西青年报》的影响力，同时解决单位的资金问题，他在太原连续举办40天“中国当代名医荟萃”，到全国各地邀请十几名著名中医，甚至仅凭一张嘴说动太原铁路局给他加开一节专列接送北京名医。他还在北京团中央开新闻发布会，与制药厂签下售药分成合同，老百姓找这些名医看病免费，买药花钱。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太原市，这个八面讨好的主意引起了轰动，时任山西省省长甚至在电梯里拍着高勤荣的肩膀说：“你高勤荣真是咱们省的活动家啊。”
时至今日，高勤荣仍然陶醉于当年的“非常手段”和“名利双收”。“给报社赚了不少钱。”他回忆说。
高勤荣一路顺风顺水，很快便升任《山西青年报》子刊《山西青年》的副主编，正科级。
1987年9月，就在这家期刊，自称一生写了200万字稿件、195万字都是讴歌主旋律的高勤荣，写就了平生第一篇舆论监督稿，监督对象是一名太原市委副书记。
这个副书记的儿子被查实曾强奸6名妇女，山西公安机关对其予以逮捕，却遭到副书记的包庇和干扰，执法工作停滞不前，其子在看守所三进三出，逍遥法外。
高勤荣得知这一情况后，联合《人民日报》记者进行采访，并于1987年9月23日在《人民日报》以半版的篇幅作了报道。稿件一出，山西省哗然。沉默了一天后，《山西日报》全文转载该稿，后来涉案人员一律被查办，该市委副书记也被双开处理。高勤荣藉此成名。
在当时，老百姓给记者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号，单枪匹马搞倒市委副书记的高勤荣更是其中一个具象。老百姓如此称呼他，高勤荣也是这样看待自己。“那个年代，记者就是无冕之王。”他说。
在他看来，无冕之王的光环无比耀眼，甚至让权力也黯然失色。
无冕之王
太原青年路东侧有一家好运来饭庄，高勤荣常去。他喜欢这个名字，“希望能借点它的运气。”他笑着说。
16日，高勤荣又去了这家饭庄，点了一份山西剔尖(一种面条)，放了卤子，左手拿筷快速地挑着吃。左手用筷的本领也是在监狱里练就的，他的右手早已抖得不能用筷。
高勤荣吃了几口，抬头笑了笑，好像想到了什么，“不是吹牛，当年我一个电话就可以把省委副书记叫出来一起吃剔尖，省公安厅没有哪个厅长不给我面子。从省宣到人大，领导都是我的朋友。大家都认为高勤荣是个豪爽的汉子，值得交。”
山西当地媒体人士虽然对高勤荣评价不一，但一致的声音是，他是个在政界非常有能量的人。8年前的高勤荣可以推门进入省委副书记的办公室，口称老板，也可以一个电话打到某个市委书记的办公桌上与其研讨工作。
因采访而打入上层权力的圈子，再因此获益于采访工作，从此良性循环，高勤荣说，他当时的能量并不是随便一个人能达到的。这不仅是和他参与一系列舆论监督稿件有关，“也和当时那个舆论监督的大环境有关。”
按照多位青年报人的说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和其他省份一样，山西省的新闻媒体被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舆论环境非常宽松。《山西青年报》、《山西青年》期刊就在这个时间段内迅速发展。一大批被认为有理想、有热情的记者也纷纷崭露头角。
《山西青年》期刊一位退休干部举了该刊仗以成名的例子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党中央尚未对刘少奇平反昭雪之前，《山西青年》即决定公开呼吁为刘少奇平反昭雪，并派出自己的记者前往北京采访王光美等相关人士。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个举动不失为是一次大胆的“越位”。因其敢言，《山西青年》名声大噪，成为与《中国青年》、《辽宁青年》并列的中国三大青年期刊。
老一辈山西新闻人至今认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媒体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媒体造英雄的年代。就在这种环境下，记者高勤荣获得了非常大的转圜空间，官员们也以结识这样的名记者为荣。
“如果说高勤荣是理想主义者，我不反对，但照此标准，当时的山西新闻界，尤其是在《山西青年》那个环境的熏陶下，有很多的理想主义者。他并不属于异类。”《山西青年》期刊的那位退休干部评价。
正是因为人脉宽广，入狱后，高勤荣相信他很快会被救出去，甚至是平反。然而，当妻子屡次去找他曾经的官员朋友们求助却连吃闭门羹之后，高勤荣着实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他用“不说了”三个字显示自己的无奈：“现在想想，那个时候交的很多朋友，可能也是不敢惹我高勤荣(才结交我)吧。”
高勤荣自称对朋友向来是两肋插刀，义气为先。运城大酒店总经理王志刚曾被上级主管部门旅游局免职，随即向高勤荣求救，高勤荣随即联合中央几家媒体质问旅游局程序不合规定，合资单位(运城大酒店当时是中港合资)应由董事会决定人事任免，竟然迫使旅游局收回成命，王志刚官复原职。从此，高勤荣住运城大酒店从未被收过住宿费。
他的另一个朋友程建国的表弟贩卖香烟被运城地区河津市烟草公司查扣，求到高勤荣头上，请高代为向烟草专卖局局长董宝林求情。高勤荣请求董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适当处理一下，随后，这批被扣香烟被放行。
但也恰恰是高勤荣的这两位朋友，在关键时刻做出了对他非常不利的证人证言，使他被定罪为诈骗、受贿。
虎嘴拔毛
“交了这么多朋友，官员、警察、商人……最后在关键时刻，很多人都躲避了。算起来只有媒体一直给我帮助。”高勤荣自嘲。
8年牢狱之中，他不时对这些朋友有过反思，当然，也审视过自己写的系列反腐稿。
他曾经报道运城地区公安处乱设卡乱收费，点名批评当地公安处处长。该处长指责报道失实，他随即联合《人民日报》等多家中央媒体记者二次采访，写就《运城公安处处长××对抗新闻监督》稿件，致使该处长受到处理。
该处第二任处长被人反映3年不交党费，他写下《党费风波》，发表在《人民日报》，该处长遂被开除党籍、公职。
1998年，他被捕。押在看守所时，一位上面来的领导来视察，要求所有犯人起立，他一下子认出，这位领导就是因那篇《党费风波》被双开的公安处长。此时，这位处长不仅官复原职，还兼任高勤荣案专案组副组长，组长则是《运城公安处处长××对抗新闻监督》的那位主角。
同样是在运城地区，他还曾经调查过中院某主管刑事法庭的副院长花19万元从广州买了一辆走私三菱吉普、开回发票36万元的事，甚至拿到了该车发动机的钢号，后因走漏风声而放弃了采访。之后，高勤荣一审、二审都在该地区法院进行审理。
1997年，山西运城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洪水，高勤荣指责运城地区行署专员不该在这个时候去北京看病，并当面质问“你怎么好意思请假”。
1998年，《人民日报》发表高勤荣文章《山西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主抓这个渗灌项目且挂职总指挥的，就是那个运城地区行署专员。
“我当时没想过那么多，就是为了说真话。”高勤荣坦承，当时确实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也从未想过会有什么后果。那时，不论是和上层的关系还是其他，一切都正常运转。一次，他找到一位省委副书记谈工作，这位副书记还送给他一枚从山西五台山求来的银币，“他告诉我，这是开过光的，能够驱邪避祸。”
不料几个月后的1998年底，高勤荣便遭到逮捕。
“当时是头脑发热，自我膨胀，就在老虎嘴上拔毛了，也就拔出事来了。”他苦笑着说。
“我肯定不再斗了”
2006年12月16日，高勤荣家。
已经自由的他出示在狱中写就的血书、遗书和长篇报告文学，犹如展示他曾经的苦难。厚达20多页的遗书，也可表明高勤荣面对死亡时的不甘。他想过死，但否定了自己。
现在的高勤荣也一次次否定着自己，长年累月的监禁生涯让他迷茫到了极致。他时而说要把全家搬出山西，时而说要出国移民，寻求政治避难；又有时，他坚定地说一定要平反昭雪，否则誓不罢休。
就在这样时不时有新想法又很快改变初衷的矛盾心理下，高勤荣时刻紧张着。“到底下一步该怎么走？”他扪心自问，“但至少不能再让家里老小陪我吃苦受罪了。”他边说边整理自己的文字材料，那些材料堆满了他那张破旧的办公桌，纷乱的纸张好似他此时的心情。
“这个是……”
高勤荣自言自语，手里拿起一叠绿色的稿纸坐进沙发，旁若无人地小声快速地念道：“1998年12月11日，今天青年报的领导来家里，说勤荣暂时回不了家，让我别着急，一切都证实了我的预感，两条腿沉得快撑不住了，这可能吗？我用胆怯的眼光望向社长，委屈地掉着眼泪，难堪的沉默……1998年12月18日……”
高勤荣呆住了。无意中发现的妻子8年前的日记，让他陷入了沉思，掉下了眼泪。
“被捕前几个月，我给老娘奔丧，到底是没赶上，到了万荣老家，老娘的嘴上已经衔了红线(当地的风俗)，连最后一眼都没看上。”高勤荣已经失声，捂着脸，“亲戚们告诉我，我是个孤儿。我父母到死也不肯告诉我。这份亲情我实在……”高勤荣说不下去了。
高勤荣家的老人只剩下70多岁的岳父还在世，为了瞒过孩子也瞒过这位岳父，高勤荣每次写给家里的信都被妻子用航空信封重新封装，寄信地址则被改成“美利坚合众国弗吉尼亚州……”
为了配合妻子，高勤荣在晋中监狱申请给家里打电话时，和岳父说的开场白总是：这是我从美国打的长途……
“我不能再让家人跟我受苦了。”高勤荣这次说得很坚定。
如果还有机会翻盘、有机会赢的话，愿不愿意再斗下去？记者问。
高勤荣说：“曾经都是没想过那么多，谁知有这些后果。现在即便再给我一次机会，而且即使是能够再一次战胜那些腐败，我肯定也不会斗了，我要对自己的家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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